《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情形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然而,何为逃避法律追究,何为逃离事故现场,司法解释并未进一步说明。

　　司法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在第一现场没有找到当事人,就直接认定当事人逃逸。如此常常会造成一个“双输”的结局,不仅当事人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车辆投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也会以此理由拒绝理赔,被害人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交通肇事案件,作为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小案”,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检察机关如何做到用心用情切实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个“小案”,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让无辜者不蒙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让受害者足额获赔,值得深入思考。

　　为此,笔者通过对本院办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为蓝本分析,认为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对“逃离事故现场”应审慎认定。

　　2020年6月初,王某驾驶汽车追尾被害人李某甲驾驶的摩托车,造成李某甲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王某立即拨打120,并联系被害人妻子李某乙、姐姐李某丙,王某陪同被害人上救护车,又接上李某乙和李某丙一起来到医院。当天王某交医疗费7000多元,王某同时通知车主黄某到场,黄某一直在医院守候并和李某乙、李某丙沟通,其间互留电话并加微信,后王某以筹钱为由离开。随后不久,办案民警来到医院,黄某表示自己是车主,王某是司机。因一时和王某联系不上,民警让黄某通知王某上班时间到交警队接受调查。之后,王某一方在微信上先后支付11.5万余元给被害人一方,被害人一方也将交费票据拍照发给王某一方。

　　2020年6月5日,黄某按要求和王某一起到交警队说明情况,因当日该组民警轮休,6月6日黄某又带着王某再次投案接受调查。后经鉴定,李某甲所受损伤为重伤一级;经事故认定,王某负全部责任,且事故认定以民警在医院未见到王某为由认为其有逃逸情节。公安机关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将王某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过程中,办案人员对王某是否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入罪标准产生争议。后经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最终认为本案情形不应被认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

　　一是“事故现场”不能作扩大解释。刑法第133条及《解释》同时规定了交通肇事后逃逸和逃离事故现场两种逃跑情形,前者指的是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后者指的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解释》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只要是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不论逃跑时间和逃跑场所,均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这一加重情节以交通肇事罪成立为前提。相比之下,作为入罪情节的逃离事故现场则对地点作出了明确限定,限定为事故现场。不同的法律用语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意图。基于体系解释,事故现场有严格的地点限制,限于事故当场,而不能作扩大解释。

　　二是王某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其一,王某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将被害人送医救治,并交纳医疗费7000余元,且其在离开医院的时候让车主在医院照顾被害人。其二,王某称其离开医院是为了筹钱,且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在离开医院后多次向被害人家属转款共10万余元。其三,在王某投案前后,被害人一方与王某一方之间能够保持畅通的联系。事实上,公安机关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即对王某的身份情况完全掌握,王某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故不能认定王某离开医院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三是王某的行为不属于逃离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后,王某随即停车,并叫救护车陪同被害人到医院救治。医院不属于事故现场,在王某以筹钱为由离开医院的情况下,不能把医院认定为事故现场的延续,以民警未在医院找到王某为由而认为其属于逃逸。且其离开医院的行为也并未造成被害人得不到救助的情况出现。

　　四是王某不具有逃避责任的动机。本案涉案车辆投保有100万元的商业保险,完全能够足额理赔,且从当天和王某一起去医院的被害人家属那里得知,王某也不存在醉酒驾车的情形,在此情况下,王某不具有逃避责任的任何潜在动机。

　　五是被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认定王某逃逸也不认可。

　　2021年4月,该案经组织公开听证,又经检委会讨论,一致认为王某“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不成立,最终本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