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和阿勇在工作中相识后相恋，于2013年11月结婚并育有一子。结婚初期，夫妻感情尚可，但后来阿勇经常外出游玩，又没有正当工作，导致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2021年3月，阿梅遭阿勇家暴而报警，同年6月，阿梅再次遭遇家暴并报警，阿勇当日出具保证书，承诺不再与阿梅吵架，以后不使用暴力。可是同年8月，双方多次在电话中争吵，阿勇还用言语威胁阿梅。后阿梅因家暴原因，在本市某区救助管理站获得救助。

　　2021年9月，阿梅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阿勇不同意，其间阿梅又多次遭到阿勇的威胁和骚扰。同年12月，阿梅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禁止阿勇对阿梅实施殴打、辱骂、威胁等行为；禁止阿勇骚扰、跟踪、接触阿梅及其亲属；禁止阿勇在距离下列场所200米内活动：阿梅的住处、工作单位、孩子学校、孩子培训学校。

　　2022年1月，阿梅再次报警，称阿勇酒后欲前往其住处闹事，此后阿勇在与阿梅的微信沟通中，还用言语侮辱阿梅。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虽经自由恋爱结婚，但在近年来的共同生活中争执不断，阿勇未能控制情绪，使用暴力手段，侵害阿梅身体和精神，在法院出具人身保护令后仍有言语侮辱行为，可确认双方感情已破裂，故对阿梅要求离婚的请求予以支持。此外，由于阿勇对阿梅实施家暴的行为，对夫妻感情破裂负有过错责任，阿梅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判决阿勇给付阿梅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阿勇不服，提出上诉。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阿勇对阿梅实施家暴证据确凿，现阿梅要求离婚，理应予以支持。阿勇上诉称双方感情未破裂，并称阿梅有重大过错，与事实不符，故阿勇以此为由请求判令不离婚，不予支持，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主审法官黄蓓指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判断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时，实施家庭暴力是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之一。在判定存在家暴情节的离婚案件中，离婚财产分割以照顾无过错方为原则可对施暴方少分财产，对于受害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过错方的侵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