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实施六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运行各环节的问题逐渐显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不统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效果不理想等，都是困扰法院的难点问题。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家庭暴力的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以及执行联动机制等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其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解决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证明标准不统一的老问题；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效力问题，该解释除了通过建立法院、公安、社区等多机构合作机制来解决外，还明确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刑事责任，认为可以依法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今年10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完成并颁布，这让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迎来高光时刻。该法明确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意味着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保护力进一步增强。

人身安全保护令从最初的民事强制措施，到独立的制度，再到系统化配套解释和规范的齐备，恰是我国人权法律保护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截至2016年2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738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截至今年8月，全国法院共依据反家庭暴力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3498份。两相对比，足以说明制度运转的成效。当然，未来，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下，能够天下无暴。